110年,巴金留给我们什么

北京晨报
2014-11-27 09:32:53

  11月25日,是著名作家巴金110周年诞辰。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,也是难得的高产作家,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到开放之后,都有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作品,被誉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”。


  巴金诞辰110周年,各地举行了诸多纪念活动,有评论家说,对巴金最好的纪念,就是读他的作品。110年前的中国,已经截然不同,如今,重读巴金,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?

  著名学者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:“巴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,他在现代文学时代,已经开放之后的时代,都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印象。他并非是一个文学艺术非常高超的作家,但却是一个有超常的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的作家。他的影响力,更多在于思想界,在于对中国人思想、精神、道德的思考和探求。而事实上,直到今天,中国人精神、道德、思想的滑坡仍旧没有解决,这是巴金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和重视的东西”。

  百年巴金,也是百年中国文学史变迁的历程,一个作家的一生,同时也是文学史演变的映照。李兆忠说:“真诚永远值得尊敬,巴金留给我们的启示,是多样的,也是令人伤感的。”

  真诚值得尊敬

  北京晨报:今年是巴金诞辰110周年,重读巴金,他的一生、他的作品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?

  李兆忠:巴金是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。不论是他本人,还是他的作品,留给我们的启示,既是多样的,有时候也是令人伤感的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,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良心,一方面也要在艺术上不断地追求。他是一个真诚的文学家,他一生坚持说真话,写真话,不论在客观上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,都是永远值得尊敬的。

  北京晨报:真诚,看似简单,却真正艰难的事情。

  李兆忠:巴金是一个有道德激情和道德勇气的作家,他能够把真话说出来,并且引起人们的警觉,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具有超常的人格气质,因此,直到今天,依旧让我们为他而感动,这种感动来自于他的气质,他的坚持,以及最终理想尚未实现的伤感。

  从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到《寒夜》,到《随想录》,不论是早年的巴金,还是晚年的巴金,都曾经写下铭刻在历史中的名篇。

  李兆忠说:“巴金的成就,和那个时代有关。巴金本人十分谦虚,一再否认他是个文学艺术家。而事实上,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上,影响着作家创作,影响着一个作家创作的,远远不仅是文学本身。”

  现代文学中的巴金

  北京晨报:为什么说巴金是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?

  李兆忠:巴金的重要,在两个阶段,第一个是现代文学时期。文学界有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,巴金是继鲁迅之后影响力最大的作家,甚至在某些时候,他对于年轻人,特别是城市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无人能比,超过鲁迅。他的作品发行量极大,同时也是一位高产作家。有的作家把文学当做艺术,这样的作家不可能高产,因为创作本身要受到艺术规律的制约,不可能艺术灵感永远伴随左右。巴金是特殊的,因为有一种东西抓住了他,使得他总是处在创作的激情中,不吐不快。

  北京晨报:是什么东西推动着他的创作?

  李兆忠:这种东西不是艺术灵感,而是道德激情,他自己也曾表示,不是为了艺术而写作。巴金具有超常的人格气质,他丰沛的道德激情与精神焦虑必须随时通过写作得到释放。在那个环境中,苦难的时代、苦难的人们在追着他,迫使他不断地写作、呐喊。可以说,在那个时代,巴金恰逢其时,特殊的历史时代使他的人格发挥了出来。

  真诚的文学家

  北京晨报: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什么时候?

  李兆忠:是开放以后。事实上,解放后,绝大多数老作家被时代所淘汰,他们的艺术情趣、话语方式和新时代格格不入,因此大多数人放弃了写作。留下来的唯有巴金、老舍。但是再次发挥出光芒,是开放以后的《随想录》。巴金是一个真诚的文学家,他一直在反思过去的历史,提出要讲真话。“讲真话”这个命题,看起来很简单,根本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命题,是文学创作的底线。但事实上,就这个底线,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,在中国却成了一个问题,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,也是一个令人悲凉的事情。

  北京晨报:为什么对于文学来说,要特别提出真诚的底线呢?

  李兆忠:严格来说,真诚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,但却也是文学的问题,因为文学从来都不是独立的,他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。社会失去了真的底线,文学也难以幸免。当文过饰非、满口谎言的行为司空见惯,就非常可怕。所以,巴金的影响力,并不仅仅在文学界,更重要在思想界,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,正在于中国人在思想上、道德上、精神上的滑坡问题还没有解决。

  一个道德世界中的人

  北京晨报:为什么巴金会有这样超常的道德激情和勇气?

  李兆忠:巴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,他出生和成长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,又有着自己坚强的理想,很多时候生活在自己的道德世界中,同时在思想和文学领域,受西方的“无政府主义”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,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,是一个早熟的“世界公民”,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。这些因素的互相激荡,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,集中在人性、人道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,而对民族性、国民性、地域文化之类关注不多。他曾经在日本住过三个月,回来后写过几篇文章,其中一篇,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,由一名“无神论”者变成一个“有神论”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“我”对这种行为的全知全能的分析批判。后来有学者发现,他在小说中对于主人公的描述和认识,是有误差的,这种误差正是来自于他本身的思想和价值判断。

  北京晨报:对于人性、自由、人道、平等、博爱、正义的向往不是好事吗?为什么会因此产生描述的误差?

  李兆忠:问题在于,这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,有时候就难免有失公允。

  文学不仅是艺术

  北京晨报:今天的人们了解更多的是巴金的《随想录》,对于他的小说,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?

  李兆忠:单从艺术的角度来看,巴金的作品不算顶尖,语言非常粗糙,同时也有很多问题。最好的应该是《寒夜》,当世巴金的状态应该是比较平静的,但即便是《寒夜》,从小说艺术上来说,也不算太高超。至于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,完全是脸谱化的创作,有很强的非理性因素在里面。

  北京晨报:非理性表现在哪里?

  李兆忠:比如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中,对于底层的长工、佣人等的描写,过于美化,刻意放大底层人物的良知、善良,另一方面对于家长等和传统家族相关的人物的描绘,也有过于脸谱化的问题。此外,把社会落后、困顿的原因全都归咎于家族传统,现在看来也不够公允。这种手法,是从俄罗斯文学批发来的。当时的俄罗斯文学,反抗沙皇统治、批判贵族残忍无道,固然是很好的,但往往又通过刻意放大底层人物善良的方式来表现,从社会学上看有其道理,但从文学上看,难免会有遗憾。巴金受俄国无政府主意的影响很大,这种刻意美化底层民众的手法,在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中表现得很明显。

  时代造就的作家

  北京晨报: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,在文学本身的领域中,却没有达到最好的水准,很多人为之惋惜,在您看来,是否如此?

  李兆忠:实际上,在那个时代,很多非常好的文学家残才未尽,艺术上的才华未能完全释放。比如茅盾、钱钟书、沈从文等,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和遗憾。不过巴金不能算作是生不逢时,反而是恰逢其时,他的特质、他的思想、他的理想和激情,在那个时代发挥出来了。在同时代的作家中,如果说沈从文是艺术能量非常强的作家,老舍是天生的小说家,那么巴金其实不能算是最好的文学家,他自己也一再说自己不算是文学艺术家。

  北京晨报:以文学而言,巴金应该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?

  李兆忠:正常的社会状态下,可能巴金依旧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,但是不大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可以说那样一个时代需要巴金,而不需要沈从文。是时代把一些非文学性的作家推到了一线。

  全盘西化的作家

  北京晨报:很多评论谈到,今天的人没有了过去作家学者那种中西合璧的经历,很难再现当年的文学和学术水准,这也是今天没能产生巴金这样作家的原因,是否如此?

  李兆忠:从总体情况看,那个时代,大多数作家、学者都有学贯中西的底蕴。但是巴金恰恰不是其中的一位。巴金的时代,传统的东西被认为应该是抛弃掉的,巴金也正是如此,他是一位少有的全盘西化的作家。他的文字语言非常的西化,几乎就是标准的现代汉语,同时还有很多西方的语法,翻译文体的痕迹非常重。不像鲁迅,鲁迅尽管对传统文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,但他本身的旧学功底非常强,文字语言非常有韵味,值得一品再品,巴金的文字没有这样的特点。

  北京晨报:这在当时很特别。

  李兆忠:可以说,恰恰是因为巴金的文字中没有传统的影响,他才扮演了这么激进的一位作家的角色,才能走得这么远。

  晨报记者 周怀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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